暧昧经济：中国直播产业中的性别与关系劳动
【本期推介】
Ye, Z., Dong, C., & Kavka, M. (2023). Navigating the economy of ambivalent intimacy: Gender and relational labour in China’s livestreaming industry. Feminist Media Studies, 23(7), 3384-340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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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本文通过考察中国“秀场直播”产业中女性主播与观众的日常互动，以及她们在平台上的表演与生存经验，重新检视了“关系性劳动”（relational labour）这一概念在性别化权力结构中的适用性。文章基于对多位女性主播的深度半结构访谈，指出秀场直播是一种建立在关系劳动基础上的高不确定性职业形式。一方面，女性主播被置于一个性别化的经济结构中，试图通过生产具有性意味却保持模糊性的“暧昧”（ambivalent intimacy）来实现经济回报；另一方面，她们又必须时刻调节这种亲密感的强度，以避免触犯平台规则或社会道德边界。文章认为，主播所进行的情感与身体表演，是在平台的技术—经济结构、男性观众对私密互动的渴望、以及主播主观能动性三者交汇处不断协商的结果。“暧昧经济”不仅是资本与性的交换关系，更是一种结构性剥削机制——主播必须独自承担在金钱、安全、欲望与伦理之间游移所带来的情绪负担与道德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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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在中国秀场直播平台上，女性主播的“陪伴”常被误解为一项轻松的情感交易：通过甜美形象、调情话语和互动服务换取礼物与打赏。然而，本文提出，主播与观众之间的“亲密感”远非天然，而是一套由平台算法、道德规范和观众欲望共同组织起来的劳动机制。主播所表演的“亲密”是结构性生产的成果，不仅要被观众喜欢，更要符合平台规则、避免“越界”风险，并在情感投入与金钱回报之间维持微妙平衡。为了揭示这种复杂亲密劳动的本质，本文引入了一个关键概念：暧昧经济（ambivalent intimacy economy）。这种亲密是模糊的、张力重重的，主播既要让观众觉得亲近，又不能过于真实；既需要展现情绪劳动，又不能失控情绪。在这样的结构中，女性主播必须不断调节自我、管理边界，完成一场场平台与算法设定下的“亲密协商”。作者主张，将女性主播的日常直播实践理解为一种关系性劳动（relational labour）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在算法平台治理与数字资本逻辑下，情感劳动如何成为性别化剥削的新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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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劳动、暧昧与性别化表演
“关系劳动”概念最早由Nancy Baym（2015）等学者提出，用以描述数字创作者、影响者或艺人等劳动者，在平台环境中通过日复一日的互动，持续维系其与观众、粉丝之间“可持续性关系”的劳动形式。它拓展了Arlie Hochschild所提出的“情感劳动”理论，强调不仅是情绪的调动和调节被商品化，关系本身——即维系亲密、回应期待、管理形象的过程——也成为平台经济中的关键劳动资产。在直播行业中，尤其是中国的秀场直播领域，这一概念得到了新的实践发展。与西方影响者文化中常见的“可控展示”不同，秀场主播的关系劳动更依赖高度即时、频繁而情绪化的互动机制。这一制度要求主播不仅在直播期间与观众保持活跃互动，更需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私信、弹幕回复、粉丝关怀等方式，持续经营模糊的“准关系性亲密”。这种劳动过程模糊了工作与生活、线上与线下、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，是一种被算法平台制度化的情感责任实践。
为进一步揭示这种关系的模糊性与张力，本文引入“暧昧经济”这一概念。所谓“暧昧”，并非仅指性暗示或调情，而是指一种结构性地被平台组织出来的模糊亲密状态：主播必须在“足够让观众感觉亲密”与“不能触犯平台规范”之间反复调节，通过话语风格、视觉呈现与私下互动制造出一种“拟恋人”或“拟朋友”式的关系幻觉。这种模糊状态既维系打赏行为，也成为主播的情绪负担。与此同时，这种关系劳动始终是高度性别化的。在直播平台中，女性主播往往被系统性地规训为“情绪服务者”，通过美颜滤镜、温柔语调、顺从姿态等方式迎合平台所建构的“理想女性形象”。她们的身体与情绪被算法选中、被观众凝视、被平台评估，从而构成一种制度化的性别表演劳动。在此结构下，性别不仅是一种身份标签，更是一种被商品化、被平台化的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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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
本文对中国多个直播平台上24位女性主播进行了深度访谈。研究团队于2020年3月至11月间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方式，访问了年龄在19至31岁之间、生活在不同城市（从一线城市如北京到三四线城市如南昌）的主播群体。受访者主要来自抖音、陌陌与哔哩哔哩等平台。大多数受访者为“底部主播”，粉丝少、收入不稳定、无团队支持，情感互动多为主播个人承担。访谈以半结构形式展开，话题涵盖进入行业的契机、直播日常、与观众的互动方式、公会关系等。由于主播分布地域广泛，访谈多以视频通话、语音或文字形式进行。研究重点不在头部成功者，而在于揭示底层主播如何在结构性不对等中构建“可生存的亲密”，以及她们在压力与情绪耗损之间的调适机制。研究以此为基础，展现了中国直播行业底层女性从业者的情感实践图谱与劳动现场。
04
结构性暧昧与主播的关系劳动
在中国秀场直播平台上，女性主播的劳动已高度制度化，其核心并非内容展演，而是维系一种“看似亲密但始终不过界”的关系状态。这种关系劳动建立在三重结构性张力的协同之中：技术的观看不对称、商业逻辑下的性别规训，以及情感操演中的亲密困境。
首先，直播平台通过界面设置制造了观看的非对称结构。观众通过文字、弹幕、虚拟礼物轻松表达存在，而主播则需通过脸庞、语调与身体持续回应，承担持续曝光与情绪调度的双重压力。所谓“共在感”本质上是一种由主播承担的情绪透支，而非真正的互动对等。
其次，平台商业机制加剧了性别表演的规范化。主播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吸引“高消费”用户，尤其是以“大哥”身份出现的男性观众。平台通过算法推荐、榜单排序与互动等级系统，强化“顺从、温柔、懂事”的女性形象，并在禁止明示性内容的同时，鼓励一种“暧昧而不过线”的表演策略。主播需在“温柔吸引”与“道德自保”之间维持精准的情感姿态。
第三，情感关系的模糊性构成主播劳动的核心张力。她们需在“不够亲密无法盈利”与“太过亲密导致污名化”之间反复协商。暧昧亲密成为平台所要求的一种中间状态：既需通过微信、私信维持“准恋人”式互动，又必须设定不落地的边界，确保这段情感只存在于平台内部。长期的关系调度与身份切换，导致主播在情感上面临持续消耗、焦虑与疏离。
在这套制度逻辑中，女性主播被放置在一个由技术架构、商业动机与性别规范共同建构的“灰色亲密地带”。她们的关系劳动游走于恋人、朋友与客户之间，呈现出一种高度结构化的“被动亲密”。主播表面拥有调控亲密度的策略能动性，实则深嵌在平台预设的观看与互动脚本之中。暧昧不再是一种个体风格，而是算法化亲密的治理手段，是平台情感经济中核心的性别化劳动机制。这一机制不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，也揭示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制度化暧昧对女性主播进行持续剥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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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本文揭示了中国秀场直播行业中“暧昧”作为一种制度化关系劳动的运作逻辑。这种亲密既不属于恋爱也非真正友谊，刻意规避明确性暗示，从而避开国家对“淫秽内容”的监管，成为平台算法可调度的情感资源。女性主播需在“不能越界”的平台规定与“必须亲近”的观众期待之间维系一种“似爱非爱”的互动状态，使情感劳动商品化、策略化。在法律、道德与平台规范的三重规训中，主播必须精准调节亲密度，以“像恋人又不是恋人”的方式回应观众幻想，并以“朋友”话语保护自身安全。她们的劳动并非完全自主，而是被嵌入算法逻辑与性别剧本之中，日复一日完成一场“永不兑现的亲密表演”。暧昧并非偶发，而是中国性别与情感文化脉络中的延续机制。从晚清良贱制度到国家对婚姻秩序的强化，再到今日平台对女性身体与情绪的编码管理，直播行业正是这一历史演变的数字化节点。它延续了“可被消费的亲密”与“不可明言的性暗示”，并借助技术结构实现制度化运作。
尽管直播行业为部分女性提供了收入与社会流动的可能，但这种“机会”背后所隐含的情感投入与关系维系劳动远被低估。主播在不断协商边界、管理情绪与应对剥削中，陷入了基于“亲密幻觉”的平台治理模式。在“看似自由”的表演背后，是一套深度不对称的情感劳动机制——“暧昧经济”作为制度产物，体现的不是个体策略，而是数字平台、性别权力与情感资本的系统性重组。
轮值理事：王怡霖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）
排版：余婉遥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