鞋文化：历史代代有“脚”注

人人都穿鞋子,可是你了解它么？时下流行的靴子，曾让古代君王“爱恨加交”；人生关键时刻，一双“小”鞋意义重大。代代都有“脚”注，人人皆有“掌”故。让我们追根溯源，探索鞋的历史。

在诸多种鞋中，木屐应该是古人最喜爱的鞋子之一。在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中，就已经发现了它的踪影。早期的木屐主要是作为雨鞋来使用的。特别是南方天气阴湿多雨，木屐的结构简单，透风性又强，便于清洗、晾干。而在北方，木屐的穿法更多。

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一生钟情山水，云游四方，他曾经发明的一种“登山屐”，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的—上山摘掉前齿,下山摘掉后齿，调整重心，使人体保持平衡，节省体力。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，还有“脚着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”一句，赞美这种最早的“登山鞋”。

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看似厚重难行的木屐还曾被用于军事用途。《晋书》记载，青龙二年（234年），诸葛亮病卒，诸将烧营循走，汉宣帝出兵追讨。为了让部队在布满蒺藜的关中地区顺利行进，汉宣帝先派遣了两千多战士，脚着一种平底木屐踏平道路，为后面的部队开路。《太平御览》中，则描述了一种“钉屐”—在木屐的底部安插铁钉，以加大抓力，助将士攻城略地。

木屐不但下得战场，还上得厅堂。它随意洒脱的穿着方式和南北朝人旷达不羁的生活追求，一拍即合，一度成了当时的朝服。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就曾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训诫后人，“贵游子弟，无不驾长檐车，跟高齿屐。”木屐俨然成为了身份的象征。由于木屐便于穿脱，人们还用脱屐来表示对尊者的礼仪。

而敬称“足下”也是由木屐引申而来。据南朝刘敬叔在《异苑》中的记载，公元前六百多年，晋国公子重耳，即后来的晋文公，被其父驱逐出宫，流离失所，眼见餐风饮露，就要气息奄奄了。这时，跟随重耳逃难的晋国贵族介子推，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，给重耳煮汤喝，救了重耳一命。

重耳继承王位后，就想给介子推以高官厚禄，报答此恩。没想到，介子推却携母亲隐居绵山。为了逼介子推出山，重耳便下令放火烧山。谁知介子推和母亲竟抱树焚烧而亡。事后重耳追悔莫及，挥泪砍下尚未烧尽的树木，令人做成一双木屐，穿于脚下，每每念及介子推的割肱之功，都抚屐哀嗟：“悲乎，足下。”从此，“足下”就成了对别人的一种敬称。

不过，曾经珍贵的木屐，入宋以后逐渐退居幕后。妇女缠足，加之儒学、理学对服饰礼节的强调，使与木屐相生相伴的各种礼仪随之消失,在长辈面前脱鞋也成了大不敬的表现。

在中国的鞋履文化中，有一款鞋子非常特别，这就是靴子。有时在正式场合禁止穿着，有时又非显贵不得穿着。可以说，中国人对靴子的穿与不穿足足纠结了上千年。之所以这么复杂，还要从靴子的“出身”说起。

原来，靴子并非中原文明的产物，而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装束。据汉代《释名》记载，中原地区本来只有履而没有靴，这种把脚与小腿联在一起的“鞋子”，是西胡的穿法。直到公元前325年，赵武灵王发起军事改革，为了适应由战车到骑射的作战方式的改变，而引进胡服胡靴，靴子才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。

不过,“胡服骑射”让中原人穿起了靴子，却并没有让天之骄子放下偏见—靴子虽好，但说到底是蛮夷的玩意儿，我们能穿么？

不可否认的是，靴子确实实用—既保暖，又便于劳动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曾说到，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，北齐时，全国已经是一片短衣长靴的景象了。大势所趋之下，当权者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过有一条，绝对不允许为官者在正式场合穿着靴子。

不过，禁靴始终不是长久之计，民间穿靴之风更有越演越烈之势。与其禁靴，不如改靴。于是，隋代出现了一种胡汉合璧的“六合靴”。

所谓“六合靴”，实际采用六块大小不同的皮料缝合而成，看上去有六条缝，因而又称“六缝靴”。同时暗合天地四方，即东、西、南、北、天、地六合之意，寓含了华夏文化的精义。于是，有了六条缝的靴子，便顺理成章地登堂入室了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隋文帝和文武百官，都穿着这种六合靴，出入殿堂。到唐代时，六合靴还到了贵贱通用的地步。

谁知到了宋代，靴子的“出身”，又成了理学拥护者的攻击对象。理学家认为穿着胡人的靴子上朝，实在是有违纲常。为此，北宋徽宗政和年间，朝廷下令百官改用履为朝服，中间又数次反复，徘徊不定。

直到南宋乾元七年（1171年），宋孝宗赵昚（音shèn读“慎”）才拍了板儿，令官员重新穿靴子上朝，不过穿的既不是胡靴也不是六合靴，而是一种“靴式履制”的新款。就是把靴和履来个嫁接，脚掌的部分完全采用履的款式，再生生嫁接上一个八寸高的靴筒，名字里也不见“靴”字，改称“皂皮履”。

从此，靴子的地位总算是稳定了下来，一直到清代都保持着朝服的地位。不过，新的问题也产生了，那就是巨大的制靴开支。明代制作靴鞋由内务府的“巾帽局”负责。每年冬至，巾帽局都要从节慎库领银十万余两，给宫人制作靴子，且每有新晋官员、选中驸马、外国驻使，也都要赏赐靴子，以至于时常超支。

更为戏剧性的是，因为朝服地位的确定，最早禁止官员穿着的靴子，在明代一直到清代初期，又变为了一般市民不得染指的鞋款，违者处以极刑。

然而,官府越是明令禁止，靴子的温暖舒适就越发充满诱惑，有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。《客座赘言·国初榜文》就记载了一桩由靴子引发的血案：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八月，南京五成兵马司抓获了三十八名擅自更改鞋款的罪民，将平民样制更改做半截靴、短靴，公然出售。为了杀一儆百，朝廷还特命礼部出榜，昭告罪行，晓谕军民。最终，他们都被押到自家门前枭首,全家老小悉数流放云南。因为改个靴款，就招致如此厄运，想必也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。

鞋子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，还是人生重要时刻的最佳见证者。而这个见证，从新生儿诞生后穿的第一双鞋—虎头鞋就开始了。

中国人对老虎的崇拜由来久矣，认为“虎督万物，百兽之长，能执搏挫锐，噬食鬼魅。”所以，过去古人通常会给孩子做蓝色、红色和紫色三种颜色的虎头鞋，寄托美好的期望。其中，蓝色的虎头鞋，取其谐音“拦”，希望能够把孩子拦在自己的身边，防止儿童夭折。红色虎鞋，则是希望借红色驱邪避害，保佑孩子不受邪灵侵犯。而紫色鞋面白色鞋底的虎镇五毒鞋，一来代表老虎的威猛能够震慑五毒，保佑子嗣健康成长。另外“白紫”二色，也是借谐音，表达对“百子千孙”、子嗣繁盛的美好寄愿。

待儿女长大成人后，鞋履又扮演了媒人的角色。过去，男女在婚配之前是不能够见面的，男方了解女方的品貌全凭一双鞋，这就有了“相亲鞋”。

在古代，凡待嫁的女子，都要倾尽技艺，按自己脚的大小绣制一只“相亲鞋”，送给男方品评。这样，男方既可以通过绣工了解女方操持家务的能力，又能从鞋子的尺码判断女子的身高体态。不过，不少想嫁入“豪门”的女子在做鞋时，往往刻意做得小巧一些。因为宋代以后，女子缠足，以三寸金莲为美。

有意思的是,对于这种“做假”行为，婆家也自有妙招。那就是，新娘过门后，必须要穿一穿亲手制作的“相亲鞋”完成一系列仪式。老话说得好，这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，倘若新娘婚前有意欺瞒，把鞋子做得太小，这会儿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。现代人常用“穿小鞋”比喻私下报复，正是来自“相亲鞋”的斗智斗勇。

倘若“相亲鞋”被男方相中，新娘接下来还要为男方的主要家庭成员，每人制作一双鞋子，展示自己的女红。而未来的婆婆则要回赠一双鞋子，作为结婚当天的婚鞋。但这双婚鞋必须要进了婆家的门才能穿。因为在古代，新娘抵达夫家之前，双脚是不能落地的，怕的是鞋子沾到娘家的土地。农业社会，土地就等于财富，带走了娘家地上的土，就等于把娘家的财气带走了。

相比之下，“送老鞋”堪称人生最后的见证。这也是体现孝道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老人临终所穿的鞋子叫做“送老鞋”，讲究颇多：鞋子必须提前制作，交由老人保存，亦有“保寿”之意；鞋子的制作者应是父母双全、有儿有女、原配丈夫健在的妇女；鞋底一般绣莲花和梯子的组合，莲花既有佛教寓意，又象征纯洁清白，梯子则是早升极乐的攀登工具；制作的材料不能是缎子，避讳“断子”之说。